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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4篇
【篇一】何方：“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
文革时期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外部原因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个人崇拜；外部原因
摘要：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膨胀，并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消极影响。毛泽东受到个人崇拜的原因除了其个人魅力和晚年的错误判断，外部原因也是多样、富于变化的，其中包括历史遗留思想、苏联影响和党内的种种问题。
一、中国封建的皇权思想深入人心
在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皇帝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是等级制度的顶峰。而这种至高无上，不仅仅表现在权利的绝对性，还表现在皇帝一定程度上是人民群众的精神信仰。“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等深入人心的观念影响并统治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直至农民运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这种思想仍然兴盛：“天王”洪秀全一方面利用《天朝田亩制度》把封建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推向了革命的顶峰，但是另一方面却大肆宣传所有这些都是“上天”的恩赐。而且其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宣称“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由此可见，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广大的人民群众深受儒家学说“性善论”“人治”“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而使得皇权主义在中国一直处于没有约束的地位，封建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人民群众没有掌管自己命运的权利，而对于皇帝只能是唯唯诺诺、惟命是从，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真命天子”的身上。每一个封建腐朽的王朝倒台以后，人民群众就开始期待“明君”“圣君”的降临，这种封建的对皇帝惟命是从的“人治”思想可以说影响了中国人民群众几千年，直到现在仍然是根深蒂固、影响深远。[1] 由此可见，这种皇权领袖的思想在群众心中根深蒂固，成为一种难以改变的惯性思维。
从“封建帝制”思想到完全的民主思想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较为彻底的思想解放、稳定的社会秩序、民主的政治制度。前两个条件看起来在文革前已经部分满足，但实际上，尽管自1901年孙中山推翻帝制之后，到五六十年代，尽管经历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思想解放运动，但这些运动对群众特别是中下层群众的民主思想觉醒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加之当时社会环境很不稳定，军阀混战，并不具备民主思想发展的条件；持此之外，历届国民政府都缺乏民主的基础，甚至还出现了复辟帝制、独裁等现象，而这些都不利于民主思想的发展和皇权思想的消亡。因此 “皇权思想”的另一种形式“个人崇拜主义”在人民群众中还有巨大的思想基础。所以，正如相智敏先生在《浅议毛泽东个人崇拜现象的历史根源》中所言 在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以后，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的地位和历史功绩在人民群众失去了对封建皇帝的崇礼膜拜继而转向了他的崇拜和神话。中国人民反抗了中国的封建皇帝几千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民群众不计其数，然而在近现代社会，其怀揣着对于毛泽东的深厚情怀，人民群众觉得唯有以帝王之礼对待毛泽东才能表达心中的那份无法言状的特殊感情。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也有类似的结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即使剥削阶级消灭了，小生产经济已经由集体经济所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但是旧社会的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给予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受了这种影响。个人崇拜是杜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毛泽东成为了拯救民族的英雄，并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的领袖，“皇权思想”下的人民群惯性思维给毛泽东以帝王之礼来表达对他的崇敬，在文化大革命的外部因素的催生之下并最终演化为了大规模的盲目的个人崇拜。
二、苏联原因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20次党的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总结报告。但是，在会议结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又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报告中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并且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了彻底的批评，甚至对斯大林本人的一些功绩也几乎进行了全盘否定
“同志们！为了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斯大林被过分考大了。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问题由于上述情况而复杂起来，即上面所讲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时，在他领导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干下的。斯大林还相信这一切乃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成果的利益所应该做的事。整个悲剧就在于此。” 并且做出了如下的决议“第一，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3]
而中共对待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中共力求全面评价斯大林，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作过比较确切的全面分析，并指出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危害：“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的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4]。”同时，在原则上支持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此外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1956年党的八大都作出了防止个人崇拜的有关规定。[5]
但是，随着两党论战的持续加剧，中共的态度有所变化:在区分了“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之后，就只反个人迷信，而对个人崇拜甚或抱有某种好感，并且把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勇敢之举，指斥为“违反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实际上丑化了无产阶级政党，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苏共二十二大后，中共对个人崇拜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通过否定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而全力维护斯大林。
1963年9月13日，《红旗》杂志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系统地批驳了苏共领导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中共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走向修正主义的第一步，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再次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苏共领导系统化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苏共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是与斯大林不同的道路。[6]
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对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不正确的个人崇拜要进行批评。很显然，中国是需要个人崇拜的，毛泽东成为未来世界革命的领袖时也是需要个人崇拜的。
因此，中苏论战在理论上否定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必要性。
中苏论战的实质，既是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论战对全局指导上日益“左”倾的中国政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激烈的论战，使得中国共产党错误地否定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错误地肯定了中国需要个人崇拜。中苏论战使得中国未能将苏联在个人崇拜方面流血的经验吸收，而是又重新走了苏联的老路，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最终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三、国内因素
（一）反革命集团的利用
“林彪对毛泽东的造神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庐山会议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前。在这个阶段中，林彪频繁地颂扬毛泽东。１９５９年９月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吹捧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第二个阶段，从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到“文革”开始。以七千人大会为标志，林彪把个人崇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不顾事实、真理和原则，阿谀奉承毛泽东。
他说：“困难局面的出现，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本来，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失误及其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负有重大责任，但林彪反而说这是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结果，阿谀之相显露无遗。
第三阶段，整个“文革”时期。“文革”开始后，林彪等人煽动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旷日持久的“造神”运动。
1966年，林彪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极力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讲天才论，声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同年9月18日，他又讲：“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语录》是林彪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摘录，中国人民人手一册。林彪凡公开露面，必手举语录频频晃动。“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
持续不断的造神狂热，最终形成以下一些观念：
第一，由于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他可以“洞察一切”，他的话“句句是真理”，所以用于检验人们思想和言行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语录标准，就是毛泽东不时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和他以前说过、写过的每一句话。
第二，对于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指示都必须“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一切照办”。革命与反革命，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归结到一点，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实际就是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
第三，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最能体现他伟大天才的，是他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列主义崭新阶段的主要标志。因此，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又集中表现为对待“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这三条也是“文革”期间达到顶峰的个人崇拜的主要内容。”[7]
其实，林彪大肆鼓吹“天才论”的真实目的，是把自己也打扮成天才，以便为自己抢班夺权奠定基础“，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然而他的主观目的却在客观上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
除林彪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图谋不轨的反革命分子利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谋求一己之力，而不顾全国人民与社会主义事业。
1958年3月8日至26日成都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毛的欢心。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这些反革命集团和个人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推波助澜，通过大肆吹捧、造神等行为来为自己谋求政治地位的提升或者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些人的行为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扩大，并最终导致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二）党内人士的妥协和错误判断
薄一波后来在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长期以来，在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这也就在事实上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在毛泽东个人崇拜已经成为风气的情况之下，试图指出这种错误的彭德怀、刘少奇等党内人士纷纷遭到批斗。彭德怀试图阻止个人崇拜风气的扩散，最终却被批判为某反派、野心家， 使得党内人人自危，并且由于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英明正确，一个时期内，不少人”相信毛主席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而对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必去大跃进、人民共社会化运动等没有识别和抵制，许多党内人士选择了妥协与服从，而这些因素都使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无法得到遏制，从而被反革命集团大肆利用。[8]
同时，党内人士当时对个人崇拜的危害认识不足，没有从斯大林现象上切实地看到危害，而错误地判断对毛泽东的崇拜仍然是对领袖的爱戴，认为这种爱戴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因此未能及时制止，做出相应的举措。
（三）文革期间民主与法治的破坏
1959年庐山会议滞后，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内的检察机关功能逐渐衰退，直到文革期间停止工作，党的九大党章取消了党内民主、集体领导、党员权利和义务等重大组织原则和纪律。十大通过的党章更是完全肯定了九大的。实际生活中的民主制度和原则的破坏使党员毫无权利科研，言论自由受到了极大地限制，根本无法顺畅地表达自己的一件，也就难于抑制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
而当时的政治管理，权利高度集中于个人手中，无论是监督制约机制都不健全，甚至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完全瘫痪。从党凌驾于法律，到个人凌驾于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革部分)》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有如下内容：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个人崇拜的现象随着文化大革命最后无法遏制，给党和人民、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小结：
通过分析文革时期毛泽东个人崇拜问题的外在因素，可以看到个人崇拜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腐朽思想文化为基础、中苏论战中催生、党内的错误判断、部分反革命集团利用、民主法治缺失的多重作用下形成并最终产生巨大危害的。由此可见，解放思想的必要性，这是基础性的。党内民主，党的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性，这是遏制的关键。民主法治的必要性，这是最后一层防线，最不可缺的一环。正是这些环节的缺失才导致了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其中尤其应该强调的是民主法治这最后一层防线的建立。
[参考文献]
[1][2] 《浅议毛泽东个人崇拜现象的历史根源》 相智敏
[3][4]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赫鲁晓夫
[5]《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 《人民日报》刊
[6]《中苏关于斯大林问题论战的再思考》 李楠
[7]《林彪制造个人崇拜的几个阶段》 刘吉
[8]《毛泽东与“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 彭厚文
【篇二】何方：“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
1942延安整风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系统总结。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3年多时间，是分两期进行的：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大体分为三部分：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中央党校系统。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约1年半时间。第一期整风学习带有试点性质，参加这次整风学习的干部，共约4、5千人。第二期自1943年7、8月间至1945年4月，近两年时间，这是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全体党员干部普遍参加整风运动的阶段。参加这一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共计1万2千余人，包括全党范围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的有6、7千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此时，中央党校是空前地扩大了，全校共分为6个学员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党校第一部。为了加强对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总学委，毛泽东为主任委员；总学委下设分学委。此时，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彭真任常务副校长。当时延安中央党校成为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单位。
历史背景
主要起因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
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八一南昌起义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开展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皖南事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总之，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历史条件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共产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尤其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还经受了各种复杂斗争实践的检验，日益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正确性，逐步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条件。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当时他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王明回国后，更是不断向他和中央发出挑战。1938年9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取得了与王明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时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首先严厉批评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他的这一重要讲话，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博古与张闻天等人均对自己曾经犯的错误做了诚恳和深刻的自我批评。而王明却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的这种拒绝认错的态度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批评。至此，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最终胜利，为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条件。
基本过程
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在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于1942年正式拉开了帷幕。延安时期的全党整风运动按毛泽东的部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思想动员阶段
1942年2月至4月
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同时阐明了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发动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会后，各单位均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普遍和充分地向党员、干部做了思想动员。
整顿三风阶段
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进一步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做出明确规定，从此开始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的全党整风。
1942年4月至8月初，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是延安整风的中心内容。毛泽东着重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加以反对。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反对党八股，才能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藏身之地，实事求是的、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总结学习阶段，各单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进行总结。
总结经验阶段
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
六大以来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延安整风由此转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做出结论。
当时，广大干部主要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文件汇编，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同时还先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毛泽东也做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针对同志们存在的一些疑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六大以前
通过这些学习和讨论，大家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更好地认识党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问题，从而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
总结
延安整风运动资料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延安整风，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远影响
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第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上毛泽东个人意识与全党意识相统一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1930年他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初步显露思想萌芽。在经历和总结“左”倾教条主义指导革命实践遭遇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的观点。1939年10月，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写发刊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对党创建以来的历史进程、党的建设基本问题以及经验进行阐述和总结。1941年5月，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然而，延安整风运动开展之前的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认识上还远没有确立。这一状况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得到改变。1942年任弼时在笔记中谈自己参加整风运动体会时说：“过去的二十一年，虽然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但是真正自觉地认识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要密切结合的重要性，还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当时任弼时已是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又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的认识很能说明问题。
在延安整风前，教条主义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许多人把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民族利益。通过整风学习，全党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这样，就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历史已经证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历史进程。
第二，实现了毛泽东全党领袖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相统一
毛泽东思想
在延安整风前，尽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其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正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确立。
中共党史著作一般都以遵义会议作为毛泽东全党领导地位确立的标志，符合历史事实，但事情又远不是这样简单。首先，领导地位和领袖地位不完全一样，历史资料显示，用“领袖”一词来称呼毛泽东是到1940年以后才出现在延安的报刊杂志上。该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其中说到毛泽东是“公认的领袖”，但在前面加了“在党的工作中”的限制词。1941年4月，《解放》周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撰写的纪念文章中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鉴于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证明，延安整风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不仅在当时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第四，对我党当代政策的现实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已经过去60多年了，至今仍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延安整风昭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讲，坚守思想阵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至为重要。当前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一个需要高度重视与警惕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能够经受住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面临市场经济的考验。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面对着长期执政和对外开放的新的复杂环境，能不能够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和始终不渝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能不能够坚定不移地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及其反动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侵蚀；能不能够彻底地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用“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的伎俩实现其破坏和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经历“文革”动乱，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低潮之后，我国知识界一些所谓“资深学者”和“著名经济学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带头在神州大地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抹黑风”、“栽赃风”和“翻案风”，充当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吹鼓手”和“急先锋”。他们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随心所欲地往毛泽东头上泼污水，百般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实践；竭力鼓吹在我国实行私有化，千方百计地美化资本主义制度；颠倒黑白地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林彪等人翻案，在党内外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我们回头想一想：苏联是怎么垮台的？不就是因为苏共“二十大”之后，在苏联的知识界带头刮起了全盘否定斯大林和丑化苏联光荣历史的狂风恶浪，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从而在短短30多年时间内，就导致了亡党、亡国的惨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中汲取沉痛的教训。
延安整风运动对全体党员干部的要求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历史经验，树立坚定、明确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曾多次说过：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过好“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这三大“关口”。“战争关”和“土改关”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关”是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废除私有制，是搞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头脑中树立了坚定、明确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同志，才能过好这三个“关口”。所以，彻底改造世界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上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任务。当我们党和革命在前进征途中遇到巨大困难和遭到严重挫折，尤其当发生如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时，有些人便会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发生彷徨、动摇和分化。在此形势下，其中大多数人能够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成为共产主义者，但也会有少数人依然顽固坚持其旧有的立场，而与党分道扬镳。
时代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是一辈子都要坚持不懈的事情。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必须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所以，延安整风运动的好传统，好作风，我们必须代代相传，并不断地发扬光大，使之永远成为我们党的传家宝。
其他信息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个学习竞赛。
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主编了《六大以来》一书，提供给党的干部学习和研究。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行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此，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并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由此，整风运动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长篇讲话，指导和推动了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开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延安和全党的整风运动。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整风。
1943年下半年，毛泽东又领导纠正了延安审查干部运动中反 特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1943年10开始，延安整风运动转入总结提高阶段，即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的阶段。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传达 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方针和党的历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贡献，公认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篇三】何方：“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
20世纪40年代，我们党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这次整风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简称“三风”），使全党上下思想保持一致，以便更好地团结起来，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那么，这次整风为什么把反“三风”作为主要目标？经历这次运动之后，党内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今天党风建设又有哪些启示？我们作一些探讨。
“三风”的根源及危害
我们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党在思想、理论等方面准备不足，也不够成熟，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及党内相关问题时常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延安整风之前，我们党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给我们党和中国革命造成过极其惨重的损失，甚至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党和中国革命才走上了独立自主的正确道路。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曾长期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未能从思想根源上进行彻底清算，因而不久又死灰复燃。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1月末，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竟由过去的极“左”立场转到极右立场。这次他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历史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
党内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宗派主义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向党组织闹独立性；在组织上，任人唯亲，在同志中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带到党里来；在党内关系上，只强调局部利益，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不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在和党外人士的关系上，妄自尊大，骄傲自满，不尊重人家，不学习人家的长处，不愿和人家合作等。宗派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个人主义膨胀，搞分裂党和红军，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以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错误思想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其集中体现在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这些错误思想作风不仅在党内有着深厚土壤，而且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尽管它们后来并不占据主流地位，但在党员干部中还存在着影响。尤其随着抗战已进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如果对这三种作风不加以改变，党的正确路线就难以得到执行，党也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
用整风的办法整顿“三风”
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开始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特征的“左”倾和右倾错误，但还未来得及从思想上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认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我们显然是不能顺利前进的。1941年5月、1942年2月，毛泽东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标志着延安整风的正式展开。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也是首要内容，其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为提高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中央规定党员干部必须学习《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四三”决定》，以及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篇章，建立相应的学习检查监督制度。在此基础上，中央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推动理论联系实际。其间，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率调查团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整理出多份调研报告。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当时读书风气之浓厚、研讨问题之深入、调查研究之普遍，在党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什么叫理论，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什么叫实事求是，这些基本概念、基本道理，经过延安整风都在全党深入人心，并由此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的观点以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党风，是延安整风的另一个内容，主要是加强党的纪律，克服本位主义、闹独立性、自由主义等倾向，端正党的组织路线。为此，党中央大力倡导党员干部学习《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整顿党的作风》、《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这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延安整风还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来解决宗派主义问题。当时最有影响的是中共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一开始就讨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会议在十多天的讨论中，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主要集中地揭发和批判了朱理治等“左”倾错误，澄清了陕北党的路线问题，肯定了刘志丹等同志执行的是正确路线。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讲演，对于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会议经过回顾总结党的历史、认真地学习讨论和尖锐地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边区党在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得到了统一，有力加强了党的领导和团结。这次会议前后共开了80余天，在整风运动中占有显著位置和示范意义。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是延安整风的第三个重要内容。关于整顿文风，毛泽东强调，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在整顿文风中，各文教单位是重点，主要是检查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检查写文章、作决议、发指示中的八股文风。在整顿文风将近结束时，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的党员，共50余人。会上刘少奇、陈云等都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对促进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改造世界观，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形式主义和八股调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整顿，党内文风有了明显变化，无论是写文章、发指示，还是作报告，人们不再空泛议论，而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了。这种文风的改变，反过来也推动了对学风中的主观主义改造。
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三种不良作风，给予我们深刻的历史启示。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延安整风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在基础地位，并贯穿于整风运动全过程，使整风运动成为我们党建党以来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活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开始形成并逐渐确立指导地位。最有说服力的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159篇文章，有112篇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撰写的。
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条件。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自我批评是基础。把“反省自己”贯穿于整风运动全过程，是延安整风的一条重要经验。通过自我反省，许多同志幡然觉悟，认识到共产党人必须加强世界观改造，提高党性修养。时隔数十年之后，有的同志仍深有感触地说，正是在延安整风的气氛下，才真正体会到认识自己比认识别人更难，组织上入了党，还要努力在思想上入党。
始终重视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延安整风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整风，在广大干部中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然后，又转到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和路线上来。正是由于党中央重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问题解决得好，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实际行动在党和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好的形象，才保证了延安整风健康发展，极大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
延安整风留给我们不少宝贵经验，这对于今天乃至未来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仍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篇四】何方：“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
延安整风精神浅谈
作者：谭虎娃 《光明日报》（ 2015年06月13日 11版）
延安整风运动是1942年到1945年4月七大召开前，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了以求知、求实、求真、求新等为主要内涵的整风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挤”“钻”的求知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干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而全面的学习和把握。学习和应用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具有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做基础，而且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面对干部工作繁忙学习时间少，有的干部文化水平低、理论素养差等问题，1939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没有工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作“挤”，用“挤”来对付忙。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作“钻”。延安整风运动首要的就是以“挤”“钻”的求知精神为导向，从“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的政治高度出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当然，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把“挤”“钻”内化为一种精神状态，而且要外化为切实可行的制度，即坚持自上而下的组织领导，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在精读的基础上做少而精、不求数量但求质量的笔记，以及按时检查、测验。通过精神的引领和制度的保证，“造成一个风气”“造成一河大水”，使得党员领导干部舍弃闭塞头脑、窒息思想的主观主义和自以为万古不变的方式方法，愿用、能用、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分析、解决问题，从而推进党的事业的大发展。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早在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实事求是更是贯穿其始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做了新的科学解释，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同年年底，毛泽东给中央党校确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办学方针。1945年，毛泽东为七大纪念册的题词又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延安整风中的陈云经过认真思索，得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结论。所谓“不唯上”，不是说上面的话不要听，而是说不要“唯上命是从”，这同六届六中全会强调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不唯书”，也不是说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说要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只唯实”，就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以“眼睛向下”“做小学生”的态度，把调查研究作为学习的重要一环，作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最终真正做到了用马克思主义这根“矢”来射中国革命实际这个“的”，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是就是，非就非”的求真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是思想教育运动，是用来解决党内的是非问题，即在精读文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思自己的全部历史，“把文件中的道理当作尺码，来量一量自己……来称一称自己”，从而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出改正错误的实际办法。1943年2月6日，中央党校为庆祝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举办舞会，在会场中悬挂两条标语，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会场两侧悬挂着6个插着鲜红党旗的旗座，每个旗座上也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8个大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凡是正确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员干部正确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必然“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凡是错误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错误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必然“与人民利益相违背”。进而言之，所谓“坚持真理”，就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所谓“修正错误”，就是“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下的“是就是，非就非”的精神是延安时期党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根本动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求新精神。延安整风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求变、求新，求个人思想从非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求工作作风从主观主义转变为实事求是，求组织工作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转变为五湖四海，最终实现党风的优良和事业的全新局面。求新，不是喊口号，不是装门面，而是要党员领导干部勇于担当，顺应潮流，开拓创新。1942年10月毛泽东为延安平剧院题字“推陈出新”。五年后的1947年10月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看完晋剧《反徐州》后，题词“与时并进”，这种一以贯之的求新思想，不仅仅是对戏曲文艺的要求，更是整个革命事业前进方向的指针。所以，在大生产运动中，改变了几千年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建立了相互帮助、共同劳动的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全国解放区第一个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苗店子合作农场。在教育事业上，不仅主张要以“打碎旧的一套”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废除封建的旧的教育制度，而且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思想“翻译成真正中国的言语”，“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这种求新就是要深入群众生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和创造性，运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最终实现既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创造。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历史经验研究”〔14XDJ006〕的研究成果）
